67岁老人为防儿子卖房挥霍 将房产证拴腰上6年(图)

 

垃圾、大坏蛋、死儿子……恶毒的形容词如同锐利的子弹，从67岁的杨德志口中，高频次地发射出来。

它们不约而同地指向大儿子杨子龙——杨德志在中华遗嘱库保存的遗嘱上，重重写下一句：杨子龙没有继承我财产的任何权利，他太坏了。

6年以前，担心儿子变卖挥霍，他把一套57.7平方米房子的房产证，日夜拴在腰上；6年以后，遗嘱，成为这个将自己与儿子的关系形容为“阶级斗”的老人，后的战胜利器。

不到书写的一刻，你不会明白自己放不下的是什么。杨德志以外，老人们的内心牵挂，如同缤纷的万花筒，在中华遗嘱库，这个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[新消息价格户型点评]老年健康基金会联合发起、3月21日刚刚新生的公益项目中一一上演。

财产不能由我的长子继承

“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本人意愿，订立遗嘱如下：

“我去世以后，我的以下遗产(属于我的份额)由次子继承，房产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××号，其中属于我的份额及我可能继承的份额……”

2013年4月1日，西方愚人节，在西交民巷73号的中华遗嘱库登记处，摄像、录音、公证员公证，67岁的“老北京”杨德志，郑重立下遗嘱。

“如果前述继承人或受赠人先我去世或者他放弃丧失继承权，则本应由其继承的这份财产由我另作规定。但这些财产不能由我的长子继承，我宣布我的长子丧失了对我遗产的继承权。杨子龙没有继承我财产的任何权利……”

在这句话的末尾，他意加上四个字——他(指长子)太坏了。

杨德志知道，这份遗嘱将留存，直至他去世。

“上述人员继承财产属于个人财产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本遗嘱是我目前的遗嘱，我从来(没有)订立过其他遗嘱。”

声明完毕，杨德志向遗嘱录入员递上自己的身份证和手写遗嘱，登记了姓名、曾用名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，录入员扫描了他的身份证。

接着，他伸出了自己的右手食指，摁在指纹扫描仪上，留下了自己的三枚指纹。

看着摄像头，他大声回答了工作人员的询问。“我叫杨德志，手机号码是……现在的居住地址是户口本上登记的地址，继承人是我的小儿子，我去世以后我的财产全由他继承。”

录入员做这一步，是为证明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头脑清醒，遗嘱是个人意志的体现。

20的登记流程，远比杨德志与大儿子几十年的恩怨要短暂、清晰得多。

儿子从小没和父母一起生活

时光倒流，“文革”将至尾声，近而立之年的杨德志在北京百货公司担任仓库保管员。因一个偶然，他认识了农村出身的初中数学老师秀兰，两人相爱了。

1977年，大儿子杨子龙降生，这让32岁的杨德志喜出望外。无奈，他工作很忙，妻子又在乡下教书。而秀兰的姐姐膝下无子，于是，夫妇俩把儿子送给大姨家抚养。

即使在看来，杨德志依然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。“他大姨夫做珐琅工艺，一个月能挣136块，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80多块。”

每月，夫妇俩会拿出其中一个人的工资，交给孩子姨家，“这样儿子能生活得更好一些”。

与儿子长久的恩怨与隔膜，是否源自于小时候儿子与亲生父母的疏离？杨德志至今不承认。

每天忙完工作，杨德志会过来看看儿子。而在不多的相处里，秀兰常常抱着小人书来看儿子。1毛钱一本的小人书，在当时看来近乎品，她一买是十多本。

时至，儿子小时候的样子，秀兰仍历历在目。“这是猫爸爸，这是猫奶奶，这是猫儿子……”秀兰模仿着儿子当年看小人书的语气，脸上泛出笑意。

有一度，杨德志也开始思考起幸福的意义。那是1998年，妻子早已回到城里，没考上大学的杨子龙，找到一份在银行上班的好工作，工作地点位于北京繁华的府井；二儿子顺利考上大学，虽然，那是一所杨德志瞧不上的外地二本院校。

他问自己，真的得到幸福了么？可他似乎又有预感：“像盖大厦一样，看着地基不稳，想着，大厦会不会哪忽然倒塌了。”

那段时间，他隐约觉得，大儿子会走上邪路。从初中开始，他常常问父母伸手要钱，到后，数额越来越大，理由也越来越五花八门。

我是啃你们的怎么着

2000年，抚养杨子龙长大的大姨因食道癌去世。杨德志渐渐听到了大厦倾颓的声音。

那时起，大儿子杨子龙不好好工作了。他三天两头不上班，后来干脆辞职了。

秀兰不知道，是否是大姨的去世，对儿子产生了影响。有那么半年，杨子龙待在家里，无所事事。有时，他坐在大姨去世的屋子里，捂着脸，沉默不语。她试着去开导，但儿子是重重地叹息，说：“妈妈，我怎么觉得我走不出来了？”

另一方面，同一屋檐下，搬过来与父母同住的杨子龙，却和父亲的矛盾急剧激化。“不劳动，伸手要钱，高消费，有时一个月能花一万多元……”杨德志数落儿子。

他还记得，有次，看到电视上出现“啃老一族”的新词，儿子看看父亲，脖子一硬，“我是啃你们的，怎么着？”

甚至，要不到钱，杨子龙开始动手了。一次，杨子龙顶撞了妈妈。妈妈打了他一下后，杨子龙对妈妈挥舞起拳头。

这样的状况，以后又出现了三四次。有次，看到妈妈在喝酸奶，无来由地，杨子龙一把夺过酸奶瓶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秀兰哭了。小时候，有次杨子龙和弟弟拿了她给的零花钱，买了较贵的雪糕，她打了不听话的杨子龙，这是的一次。而在成年后，杨子龙将当年挨的打，一次一次加倍还回去。

这个瘦削的老师，曾在被学生打伤后选择息事宁人，在儿子的拳头面前，也选择了隐忍。
 

房产证是命

2006年，有次回家，杨德志意外地发现，家门被撬了。

失去的，除了冰箱、洗衣机、彩电，还有杨德志柜子里的衣服。“全被他当破烂一样卖掉了。”杨德志认定，杨子龙拿去卖了“破烂”，接着挥霍掉了。

“我不能和他相处下去了，这样下去，不是他死是我死。打不过他，我躲还不行吗？”2007年4月，杨德志忍无可忍，带着他玉林里的房产证，开始了一场“逃离”。

这是一套位于北京二环边上的房子，原本是单位分的福利房。按照北京飙升的房价，这套房子很快过百万了。虽然把房子让给杨子龙居住，杨德志却担心，儿子终会打房子的主意。

从中间拦腰一折，再从右边掀起4分之一，红色的皮质封面并不听话，杨德志使劲一压——他满意了，房产证被折成了和户口本大小相仿的模样。从此，他把它封进塑料袋，揣进兜里。

此后6年，无论白天或黑夜，杨德志总把它放在一眼能看见的位置。白天，是贴近他肋骨的外套口袋；晚上睡觉，把它拴在腰上。杨德志总要摸一摸，感觉到它硌着自己的硬度才踏实。

也从那时开始，杨德志打定主意：不让儿子拿到自己一分钱财产，迫使儿子去劳动，自食其力。

今年5月2日，有电视台记者找到杨德志。面对镜头，杨德志展示了他的房产证。原本透明的塑料袋，已呈现出复杂的色泽。杨德志一层一层地将塑料袋拆开，小心地拎出房产证。

“房产证是命！”杨德志突然抬高声调，翻开房产证的内页，示意记者拍摄。那里有一个鲜红的公章。“别看这个证破，可都是真的！”

捡瓶子供孩子留学

5月2日，杨德志录完电视台的节目，骑着电动车，回到他和秀兰现在居住的地方。

从一块“寺欢迎你”的路牌进去，穿过密布川菜馆、东北菜馆、播放高分贝音乐的2元店的主街，再往东进入一条垃圾遍地的胡同，杨德志熟练地穿梭其中。

这原本是一间13.8平方米的教师宿舍，位于南三环外城中村寺内。6年前，老两口搬来这里。

茶几上，是一把已经发黑、开始往外溢水的香蕉，10元3包、临近保质期的雪饼，还有一台2元钱买来的收音机。是这台收音机，让杨德志听到中华遗嘱库建立的消息。当时，他激动得半宿没睡着觉。

他劝说妻子，也去立份内容相同的遗嘱，秀兰却还在踌躇。与丈夫相比，她还能和儿子勉强说上几句话。但“犟脾气”的丈夫和“不气”的儿子，让她夹在其中左右为难。

“你看我们家正常吗？吃便宜的，用便宜的，别管东西有用没用，逮着便宜的往家里抱。”秀兰叹息。

这远不是他们窘迫的时候。2003年，抱着后一丝希望，加上杨子龙的强硬要求，并不宽裕的夫妇俩，想送儿子赴荷兰留学。前前后后，他们一共花了15万元。

“在当时，那可是一套房子的价钱。”杨德志抽了口“红梅”，这烟3元一包。

那时，他们的生活，节俭得近乎捉襟见肘。秀兰在地上看见个瓶子，会捡起来，捡上十个八个，能挣个几毛钱。但在秀兰看来，这都是钱。

事与愿违。2006年9月，杨子龙被遣返回国，并没能带回一纸文凭。时至，“海归”的他，依然靠打零工混日。

把儿子的照片捆起来

杨子龙为什么会变成的样子？

“都是被钱‘烧’的，再加上出外留学，他被改革开放以后进来的‘苍蝇蚊子’带坏了。”杨德志认为。退休教师秀兰育才无数，却对大儿子的现状百思不解。她开始关心起电视上教育失败的案例，想从中寻觅答案。

好在，夫妇俩还有他们带大的二儿子。看到妈妈挨打，他会跳起来，和大哥急。怕大哥来骚扰父母，有一年，他意搬来寺，守在爸妈身边。

都市快报记者一直试图联系杨子龙，但也许是出于种种顾虑，无论是杨德志还是秀兰，都拒绝提供两个儿子的联系方式。记者来到杨子龙居住的玉林里，但房内一直无人应答。一个邻居说，这套房子早在一两年前租了出去。

而在杨德志的房间里，两张并排单人床上，他藏着一个连妻子都不知的秘密。那是一个玻璃相框，镶嵌着杨子龙小时候的照片。杨德志用蓝色的布条，一层层地把相框捆绑起来，打了一个十字结。

“我不想看到他，免得我自己腻歪(厌烦)。”相框的位置，正在他每天睡觉时躺下的位置，一伸脚，能蹬到。

这张照片上的儿子，清秀的相貌里透着乖巧。6年前，从家里“逃”出时，杨德志将它与房产证一起带出。6年了，一直没丢弃。